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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建党百年来积累的宝贵经验6篇
第一篇: 总结建党百年来积累的宝贵经验
百年来杨万里研究述评(一)
【内容提要】百年来的杨万里研究，可分为发轫、发展、繁荣三个时期，其具体创获主要集中在生平、家世、交游之文献考辑，政治、哲学及史学思想，文学创作及文学思想等方向。研究中存在的突出问题是成果的不均衡和方法的孤立静止。历史意识和理论观照的有机结合，是拓展和深化杨万里研究的关键。20世纪的头五十年，杨万里研究尚处于发轫期。此时发表的单篇论文不到十篇。随着白话文的提倡、新文学运动的展开，杨万里部分诗歌通俗浅切的特征因为有了“现代价值”而被发掘出来。胡适（《白话文学史》，百花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311页）、胡怀琛（《中国古代的白话诗人（杨诚斋的白话诗）》，《学灯》1924年10月4日）、胡云翼（《宋诗研究》，巴蜀书社1993年版第120页）等都称杨万里为古代的白话诗人。对杨万里语体特征的分析和肯定，是这个时期研究的最主要特色。尤其值得一提的是，1940年商务印书馆出版有夏敬观的《杨诚斋诗》，虽然仅仅选有304首诗歌，然引言和注释颇为精审，或可视为一个相当可观的阶段性成果。50至70年代末，是杨万里研究的发展期。是时论文数量有所递增，钱钟书《宋诗选注》（1958年初版）、周汝昌《杨万里选集》（1962年初版）相继问世。两选本对诚斋诗做了精彩的分析，不仅观点对后学多有启迪，而且在研究方法上亦是导夫先路。1964年中华书局出版了傅璇琮（署名湛之）编的《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杨万里范成大卷》，为全面、深入地研究杨万里奠定了较为坚实的文献资料基础。80年代后，杨万里研究进入了繁荣期。迄今为止，发表的单篇论文不下百篇。各种选集也陆续出版，研究专着先后面世，是此期的一个显著特色。1982年台湾陈义成（阳明山文化大学中国文学研究所）率先完成博士论文《杨万里研究》。1990年周启成《杨万里和诚斋体》（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写得较为简略和通俗。两年后王守国《诚斋诗研究》（中州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问世，这部35万言的著作从八个侧面作了细致扎实的阐论，是全面研究诚斋诗的力作。时过十年，张瑞君《杨万里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推出，该书不但对诚斋诗进行了较为深刻的研究，而且对他的哲学、政治、人格等方面作了认真的探讨。是书为大陆第一部全面研究杨万里的著作，代表了这一领域的最新成果。2004年，欧阳炯《杨万里及其诗学》出版，侧重就杨万里诗歌理论提出了新的看法，可视为诚斋诗研究的深化。继钱钟书、周汝昌、于北山等老一代之后，80年代以来杨万里研究领域内活跃着一批中青年学者。他们既继承传统，又有所开拓。无论是观照的角度，还是方法的运用，较之过去都有很大不同。一杨万里生平、家世、交游及文献考辑杨万里的生平，《宋史》卷四百三十三有较详的传记。然《宋史》谓其享年八十三岁，照推算应生于宣和六年。而杨长孺《诚斋杨公墓志》则曰：“建炎元年丁未岁九月二十二日子时生”，两说当以杨说为是。正如于北山指出的那样，《诚斋集》中诸作便有明显可资佐证者（《陆游年谱》，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14页）。杨万里履历《宋史》所言大抵不差，唯其仕履之初曾为全州丞的短暂经历失载（周启成《〈杨万里传〉补订》，《文献》1983年第4期）。对于拒作《南园记》这一重大事件，朱东润《陆游传》（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新1版）、周启成（《〈杨万里传〉补订》）表示了怀疑。另，《宋史》记载往往在事件发生时间上颠倒错置，于北山（《有关杨诚斋研究中的几个问题》，《中华文史论丛》1984年第四辑）、周启成（《〈杨万里传〉补订》）等都有所考订，有些订正未必如是，但一家之说，足资参考。至于杨万里的家世状况，杨润生《杨万里家世考》（收入《映日荷花别样红——首届全国杨万里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刘庆云、杜方智主编，岳麓书社1993年版）据《忠节杨氏总谱》记载的资料及相关史料，扼要介绍了从一世祖杨辂到杨长孺共十二世的脉络，文后附《杨万里家世表》，甚为直观。刘文源《杨万里和吉水杨氏家族》（同上）则将这一脉络向前延伸，将杨氏先祖追溯到杨喜。文章对杨万里与族人交往过程有较为详细的描述，着重指出：“吉水杨氏家庭是中国一个典型的诗的家族。这个家族的诗风影响着、陶冶着杨万里的诗情，促使他成为一个大诗人；反过来，作为大诗人的杨万里，又影响、带动、推动着杨氏家族的诗歌创作，促使杨氏家族形成一种良好的诗的传统。”王琦珍也认为杨万里的这种家学渊源，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杨万里的理学气质、抗金立场、处世态度以及诗论主张的发展与艺术创作道路的形成（《杨万里家世叙录》，《文学遗产》1989年第6期）。杨万里家族之外的交游，年谱当有所论列。现存有崔骥的《杨万里年谱简编草稿》（《江西教育》第19号）、胡明的《杨万里先生年谱》（《杨万里诗述评》附，台北《大陆杂志》第39卷，第7、8期。台北学海出版社1974年版）、孙海青《杨万里年谱》（收《爱国诗人杨万里》，政协江西省吉水县委员会主编，1999年10月）、王守国《诚斋年表》（《诚斋诗研究》附录）等，然这些年谱均失之简略。论交游较详者，当数于北山《杨万里交游考略》（《中华文史论丛》1981年第1期）及《杨万里交游续考》（《淮阴师专学报》增刊，《活页文史丛刊》第134期），两文叙录33人，虽只是简单勾勒，但还是为深入研究文学群体活动提供了有价值的线索。《宋史》本传以为“万里为人刚而褊。孝宗始爱其才，以问周必大，必大无善语，由此不见用。”对此提出的杨、周龃龉，周启成以为不然。他列举有关史实说明两人关系实际是相当深厚的，不可能出现周必大阻止杨万里仕进的情况（《〈杨万里传〉补订》）。于北山（《有关杨诚斋研究中的几个问题》）、王瑞来（《鹤林玉露?点校说明》，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5页）亦持相同观点。杨万里生前即自定诗集，当时便刊刻甚多，流传甚广。现存最早诗集为淳熙、绍熙间所刻《诚斋先生江湖集十四卷荆溪集十卷西归集四卷南海集八卷江西道院集五卷朝天续集八卷退休集十四卷》。全集为端平二年（1235年）所刻《诚斋集》。对于现今流行的据缪荃孙艺风堂影宋本影印的“四部丛刊”本《诚斋集》，祝尚书并不认为是善本，他说：“所谓影写，殆出于辗转传录，虽大体尚可，然即使以四库本校之，讹脱已复不少（四库本亦不尽佳）。若能复制日本宫内厅书陵部所藏宋本以为底本，再校以北图所藏宋单刻诗集本及诸家精钞本等，方得一善本，以传久远。”（《来人别集叙录》（下），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995页）王琦珍首次披露杨万里诗歌域外材料，向读者介绍了日文化戊辰（1808年）刻本《杨诚斋诗钞》的有关情况。该选本虽据《宋诗钞》初集翻刻，但已经重新分类编排。书中有日本学者的序跋以及藏主“玉华斋”批语多条，这些可以让我们了解到日人对诚斋诗的认识，为进一步研究提供了一个域外视角（《日文化戊辰刻本〈杨诚斋诗钞〉述考》，《江西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第3期）。秦寰明对日抄本《诚斋先生吟稿》给予了高度的关注，经过对照认为它就是《退休集》的海外单行本。它在版本、辑佚、校勘方面有着独特的价值（《日本抄本〈诚斋先生吟稿〉读札》，《古籍整理》2004年第9期）。除诗文集外，现存诚斋著作还有《诚斋易传》和《诚斋策问》。《易传》有四库本和丛书集成本。《策问》上下两卷，见《豫章丛书》丙辰（1916年）刻本第160、16l册。北京大学出版社的《全宋诗》第四二册为杨万里诗，此为诚斋全诗首次排印。2003年，王琦珍整理的《杨万里诗文集》由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此为杨氏第一个全集整理、简体字点校本。又据知，薛瑞生已经完成诚斋诗集的校笺，出版在即。这是首部完全的诚斋诗注，它必将为深化杨万里研究提供新的起点和契机。《全宋诗》四二册集外诗一卷，辑得诗11首，4断句，乃以诸书参校而得《诚斋集》未有者。另钱塘丁丙八千卷楼钞本《诚斋全集》卷一百有跋文九篇，为通行的《四部丛刊》本、乾隆六十年带经轩刊本所无（于北山《八千卷楼抄本〈诚斋全集〉中“跋语九则”笺》，《文学遗产》1994年第2期）。此皆版本对勘而得，并非严格意义上的辑佚。真正的辑佚成果有：周寅宾从同治九年《祁阳县志》卷五中得古诗《浯溪磨怀古》（《杨万里佚诗〈浯溪磨怀古〉考辨》，收入《映日荷花别样红——首届全国杨万里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一首，肖东海据《螺陂萧氏族谱》得诗《三潭图》三首、题跋《跋萧服、刘逵唱和诗轴》一篇、散文《五千堂记》一篇（《〈诚斋集〉萧氏人物及杨万里有关佚作考略》，收入《映日荷花别样红——首届全国杨万里学术讨论会论文集》。《新发现杨万里佚作〈五千堂记〉述考》，《文献》1990年第3期），龙震球据《永州府志》、《零陵县志》得诗四首（其中含《浯溪磨怀古》）、文《种爱堂记》一篇（《〈诚斋集〉萧氏人物及杨万里有关佚作考略》，收入《映日荷花别样红——首届全国杨万里学术讨论会论文集》。《新发现杨万里佚作〈五千堂记〉述考》，《文献》1990年第3期）、徐冰云、彭学樵据同治《奉新县志》得失题佚诗一首（《颇因名利懒低头——杨万里知奉新县》，收入《爱国诗人杨万里》）、栾贵明据《永乐大典》残本中得诗六首，文、跋各一篇（《杨万里、尤袤集拾遗——〈永乐大典〉诗文辑佚之二》，《文学评论》1981年第2期）等。二杨万里的政治、哲学、史学思想杨万里不仅仅是一位诗人，他的政治实践和理论建树证明了他同样是一位出色的政治家。上世纪80年代以来，陆续出现一些研究其政治思想的论文。例如，步近智主要根据《千虑策》，从人才、民本、法制三方面细致排比出杨万里的进步观点，指出其社会、政治思想“具有了朴素唯物主义的色彩”（《略论杨万里的社会政治思想》，《中国史研究》1983年第3期）。唐明邦《杨万里〈诚斋易传〉中的革新思想和忧患意识》论述了《诚斋易传》中阐发的忧患意识、革新思想和自律精神，并认为其中蕴含的经邦济世思想至今仍有重要启迪作用（《孔子研究》2002年第5期）。杨万里写了《诚斋易传》、《庸言》、《天问天对解》等著作，其哲学思想日益引起学界重视。步近智曾作《杨万里》一文，收录于《中国古代哲学家评传?续编（三）》中（齐鲁书社1982年版）。一般认为，杨万里属于古代唯物主义哲学家派别。朱葵菊强调，杨万里在天地本源、人事与天命关系等方面表现出可贵的唯物主义思想，《诚斋易传》则体现了朴素的辩证法思想。《中国唯物论史》（张岱年主编，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以《杨万里的唯物论思想》为题专章介绍，认为杨万里继承和发挥了柳宗元、张载、王安石等人的唯物论思想，丰富和发展了哲学气本论，在宇宙观、无神论、辩证法和认识论等方面都有独到的建树。在许多方面不仅与程朱的唯心论相对立，而且取得了超越前辈唯物主义哲学家的成就。张瑞君《杨万里评传》在第七和第九章集中从宇宙观、知行观、人性理论三方面概括了杨万里理学的主要观点，使其哲学体系得到较为清晰的呈现。李伏明从杨万里重建儒家本体论的角度出发，指出建立在政治实践基础之上的本体论哲学，对专制统治有着某种程度的威胁作用，这就注定了它难以得到广泛承认的悲剧结局（《论杨万里重建儒学本体论基础的努力与成就》，收入《蜜成犹带百花香——第二届全国杨万里学术讨论会论文集》）。梅珍生、陈金清《论杨万里的类辨思想》从方法论角度注意到，和“引史证经”释易的方法一样，杨万里也将分类法广泛运用。他以气类感应为基础，揭示了天、地、人之间道德原则的同源性，展示了《周易》乃圣人通变之书的特征（《武汉大学学报》2002年第2期）。郑晓江等则从“开显儒学之源泉活水”和“解析儒学范畴之精义”两方面彰显杨万里在汉学转向宋学进程中所作出的独特贡献，从而展示出杨氏儒家思想的时代性和前瞻性（郑晓江、肖义巡《论杨万里的儒学思想——兼及与朱熹的关系》，《南昌大学学报》2005年第2期）。杨万里阐述哲学思想时，不重玄思，而喜欢在历史和现实中寻找例证。由此展现出来的历史观引起了学者的注目。李勇《杨万里史学思想钩沉》将杨氏史学思想归纳为三方面，即：以古为鉴及其合理性；史学切近世用与史着简要通俗；举才宜重史学修养（《学术月刊》1998年第6期）。傅荣贤《略论“参证史事”的杨万里易学》声言：“‘参证史事"的杨万里易学，本质上有一种着眼于辩证观念的、哲学眼光的审慎。他‘引史入易"、‘以史证易"，但却不仅仅从时间和有限演进的角度去看待世界，因而蕴含着对时间和永恒、具体性与普遍性、偶然性与必然性之间真正全新的理解。”因此，杨万里完全可以称得上是一位杰出的历史学家（《周易研究》1997年第3期）。曾华东则从杨万里易学中“二五之应”这样的具体问题入手，经过步步深入地探究，特别指出，无论是治《易》还是治史，求“用”正是其最大特色（《周易研究》，2005年第2期）。尽管杨万里的政治、哲学、史学思想的研究已取得一些成果，而且还有保持持续发展的良好势头，但相较他的文学创作和文学思想的研究，显然还很不相称。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化，更多新成果必将涌现。毫无疑问，这对转换文学研究视角、深化或改变既有看法不无裨益。三杨万里的文学创作及文学思想杨万里是一位有着多方面才华和成就的作家，全面研究其各种文学体裁本是题中之义。然事实是，诚斋诗研究长期一支独秀，而词、赋、散文诸体则是门前冷落，呈现出严重的不均衡态势。杨万里现存词八首。黄拔荆《“诚斋体”与杨万里的词》（收入《蜜成犹带百花香——第二届全国杨万里学术讨论会论文集》）认为其词风显受诗风濡染，“诚斋体”中表现出来的丰富奇特想象、幽默风趣的语言、活脱灵妙的思维等在词里同样得到表现，因而诚斋词个性鲜明，非传统的“豪放”、“婉约”所能纳之。杨英《诚斋词浅论》（《延安教育学院学报》2002年第4期）从结构、用笔、词风三方面分析其特色，认为诚斋词在词学发展史上的意义“在于它们给当时的词坛带来了一种爽朗清新的思路，吹进了一股平淡风趣的词风。”周静《杨万里词的再评价》（《乐山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第7期）在充分肯定杨词独出机杼、别是一家的同时，也分析了其受冷落的原因，指出了它内蕴不深、锐气不足的缺点。周汝昌对杨万里《海 赋》、《浯溪赋》评价甚高，认为“这样的赋，才显得赋之为体”（《杨万里选集?引言》，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新1版第27页）。马积高也认可二赋确为代表作，称赞它有很高的艺术水准。然而，“杨万里的其他赋大都冲和平淡，少特色，惟《放促织赋》虽短小而颇生动有趣。”（《赋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466页）文师华、胡建升《论杨万里文赋的三维构建》（《江西社会科学》，2004年第4期）以为杨氏文赋融汇了理学、禅学、老庄之学，实为后来性灵小品之先声。杨万里还善作与赋酷似的四六文，《四六丛话》卷三十三云：“《诚斋集》四六小简，俱精妙绝伦，往往属对出之意外，妙若天成，南宋诸公皆不及。”程千帆、吴新雷同意此说，以为杨氏四六“构思奇妙，措辞精切，不愧作手”（《两宋文学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552页）。对以《千虑策》为代表的散文，周汝昌以为“见地警辟，说理周彻，文笔条达，感情痛切”（《杨万里选集?引言》，第28页）。有感于杨万里“散文创作也不同凡响，可惜无人问津”（《杨万里评传?后记》）之状况，张瑞君《杨万里评传》专辟一章探讨之，分别从立意与境界、现实性和社会性、思想的深刻性等方面论证杨万里的散文成就，是迄今为止最为完备的论述。
第二篇: 总结建党百年来积累的宝贵经验
近百年来的殷墟甲骨文研究
殷墟甲骨文是商代晚期刻在龟甲兽骨上的文字，是商王室及其他贵族利用龟甲兽骨占卜吉凶时写刻的卜辞和与占卜有关的记事文字。殷墟甲骨文的发现对中国学术界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甲骨文的发现证实了商王朝的存在。历史上，系统讲述商史的是司马迁的《史记殷本纪》，但此书撰写的时代距商代较远，即使公认保留了较多商人语言的《尚书•盘庚》篇，其中亦多杂有西周时的词语，显然是被改造过的文章。因此，胡适曾主张古史作为研究对象，可“缩短二三千年，从诗三百篇做起”。从甲骨文的发现，将商人亲手书写、契刻的文字展现在学者面前，使商史与传说时代分离而进入历史时代。特别是1917年王国维写了《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及《续考》，证明《史记•殷本纪》与《世本》所载殷王世系几乎皆可由卜辞资料印证，是基本可靠的。论文无可辩驳地证明《殷本纪》所载的商王朝是确实存在的。
甲骨文的发现也使《史记》之类的历史文献中有关中国古史记载的可信性增强。因为这一发现促使史学家们想到，既然《殷本纪》中的商王世系基本可信，司马迁的《史记》也确如刘向、扬雄所言是一部“实录”，那么司马迁在《史记•夏本纪》中所记录的夏王朝与夏王世系恐怕也不是向壁虚构，特别是在20世纪20年代疑古思潮流行时期，甲骨文资料证实了《殷本纪》与《世本》的可靠程度，也使历史学家开始摆脱困惑，对古典文献的可靠性恢复了信心。
甲骨文的发现同时引发了震撼中外学术界的殷墟发掘。“五四运动”促使中国的历史学界发生了两大变化：一是提倡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古史辩派对一切经不住史证的旧史学的无情批判，使人痛感中国古史上科学的考古资料的极端贫乏；二是历史唯物主义在史学界产生了巨大影响，1925年王国维在清华国学研究院讲授《古史新证》，力倡“二重证据法”，亦使中国历史学研究者开始注重地下出土的新材料。这些历史因素对近代考古学在中国的兴起具有催生作用。1928年秋，当时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开始发掘殷墟，其最初的目的乃是继续寻找甲骨。而第二次发掘时，已从主要寻找甲骨变成了对整个遗址所有遗存的科学发掘。
甲骨文的发现还大大加速了对传统的中国文字学的改造。汉代以后中国的文字学家崇尚许慎的《说文解字》，传统的文字学主要是《说文》学；但由于北宋以来金石学的发展，特别是对金文的研究，已不断地用商周古文字对《说文》的文字学进行补充。到了清代，对金石学的研究进一步深入，使《说文》的权威性受到了极大的冲击。甲骨文的发现提供了汉字的早期形式，其构成离小篆甚远，多有象形、会意文字，令当时学者眼界大开。《说文》以小篆为本解释字源的理论难以维持，自此中国文字学就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
（摘编自朱凤瀚《近百年来的殷墟甲骨文研究》）
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表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
A. 殷墟甲骨文是商代后期王公贵族占卜吉凶时写刻在龟甲或兽骨上的文字，它的发现对中国学术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B. 在殷墟甲骨文发现之前，人们只能从有限的文献记载中了解中国历史上存在一个商王朝，然而这些文献却并非成于商代。
C. 由于缺少成于商代的文字史料，因此从稳妥的角度出发，胡适认为古史研究大致可从西周时代开始进行。
D. 1917年王国维写的《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及《续考》，证明了《史记•殷本纪》所载内容的真实性。
2.下列理解和分析，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
A. 在20世纪20年代疑古思潮流行时期，一些历史学家对《世本》的可靠性将信将疑，认为其中记载的一些内容恐怕是虚构的。
B. 旧史学的研究既缺少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又缺乏科学的考古资料。因而它受到古史辨派的无情批判。
C. 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让中国历史研究者认识到，在考证古史时不仅要注重历史文献的记载。也要重视地下出土的新材料。
D. 许慎的《说文解字》没有利用汉字的早期形式，而主要依据小篆来研究古文字，这使它在解释字源方面存在着一定的不足。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 ）
A. 《尚书•盘庚》明显是后人改造过的文章，由此看来，尽管其中保留了许多商人语言，但是仅凭此篇仍不足以证明商王朝的存在。
B. 若想证实司马迁在《史记.夏本纪》中记录的夏王朝与夏王世系的客观存在，还要依靠地下出土的新材料。
C. 第二次殷墟发掘的目的发生了改变，是因为历史语言研究所认识到，除了甲骨之外，遗址的其他遗存也可以作为研究中国历史的材料。
D. 直至殷墟甲骨文被发现，学者们探究先民的造字之法才有所凭依，从此中国的文字学就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
【参考答案】
1.D D项以偏概全。对照原文“证明《史记·殷本纪》与《世本》所载殷王世系几乎皆可由卜辞资料印证，是基本可靠的”，可知王同维写的《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及《续考》只是对《史记·殷本纪》记载的“殷王世系”这一部分内容加以印证确认是可靠的，并不是对其全部内容的印证，故D项错误。
2.B B项扩大概念范围。原文是“古史辨派对一切经不住史证的旧史学的无情批判，使人痛感中国古史上科学的考古资料的极端贫乏”，其中古史辨派批判的是所有经不住史证的旧史学，并不包含那些能经住史证的旧史学，选项中扩大了概念。
3.D D项判断无据。“学者们探究先民的造字之法才有所凭依”表述错误。原文中有北宋金石学不断用商周古文字对《说文》进行补充，以及清代金石学进一步深人的内容。
第三篇: 总结建党百年来积累的宝贵经验
百年来第六波返乡创业潮
整整一个多世纪，中国知识分子、中国青年可以说是“前仆后继”走向民间奔赴农村。而如今的知识青年返乡创业，则是伴随我国城镇化历史进程出现的，由城而乡，城乡一体，统筹发展、协调发展、共同发展，是一种历史趋势
从2012年开始，做了十多年农村工作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员杨团明显感受到，一些早已跳出“农门”的知识青年以及在城市谋生多年的农民工，他们或缘于难以割舍的乡土情结，或倦怠于城市的喧哗浮躁，或找寻新的事业起点，正带着新的见识、资金和梦想踏上返乡路，成为中国的“新农人”。
而提到知识分子返乡，很多人首先想到民国时期的乡村建设。
百年来五波“到农村去”的浪潮
1927年7月，平民教育家及乡村建设家晏阳初，开始了他著名的“定县乡村试验”。
他和李景汉、陈志潜、瞿世英等当时在各个学科有名望的知识分子，对定县进行各个层面的社会调查，并制定了一系列方案，以“除文盲，做新民”为宗旨，以“民为邦本，本固邦宁”为核心，以“文艺教育救愚、生计教育救穷、卫生教育救弱、公民教育救私”为手段，家庭、社会和学校三位一体来重新建造乡村。定县试验十年，前前后后有几百位留学生、大学生、教授、学者参与进来。在“定县实验”最鼎盛的时候，定县聚集了近500位知识分子，其中有60余位是学有专长的归国博士、大学教授、校长等各个学科的知识分子。
和晏阳初几乎同时在做乡村实验的知识分子还有梁漱溟、陶行知等人，他们都身体力行，“走出象牙塔，跨进泥巴墙”，奔走在中国的乡村大地上，把思想改革变为实践的操作，寻找中国乡村发展的途径。
这是《中国在梁庄》作者、作家梁鸿关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知识分子参与乡村建设的一段记述。
而按照学者钱理群的归纳，除了民国乡村建设的那段历史，事实上，在整整一个世纪，中国知识分子、中国青年可以说是“前仆后继”地奔赴农村，走向民间。
钱理群在一次为“西部阳光行动”青年志愿者进行的讲座中提到中国知识分子的五次“到农村去”。在他看来，“五四”的先驱者是第一代；三十年代的共产党人和乡村建设派是第二代；延安的青年知识分子是第三代；建国后五六十年代的知识分子是第四代；“文革”中的知识青年则是第五代。
在钱理群看来，这五次“到农村去”，知识分子更多是为了寻找自己的生命之根。但钱理群也提出，不能忽略的事实是，为什么知识分子代代下乡，农村落后与贫穷的状况却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
而如今众多知识青年返乡、反哺乡村，显然又与前辈们面临的境况不同。
第六波返乡创业潮？！
3月26日，海南，博鳌。
当来自各个国家的首脑、世界500强企业的CEO、国际顶级智库的专家们在讨论世界经济进程，亚洲发展前景时，一场名为“返乡故事会”的草根论坛也在距主会场不远的地方举行，前媒体人陈统奎就是其中一员，他也是海南返乡大学生论坛的发起者之一，从2012年开始，论坛已成功举办了三届，每年都吸引数百名有志返乡的大学生参与。陈统奎发现，海南之外，在福建、江西、四川、云南、上海、北京、河北、河南、浙江等省市，“返乡创业”渐成浪潮。
4月份，有众多媒体也关注到了这一现象，《盲人海归硕士的返乡创业路》（中国青年报4月17日）、《全国大学生村官创业联盟相聚北京话创业》（农民日报4月17日）、《90后大学生组团返乡创业》（羊城晚报4月13日）等等，都在报道着不同地方年轻人创业的故事。
《小康》记者深入调研发现这一拨“知识青年”返乡创业，恰恰有着与前辈们更为不同的理念，他们和这个时代的发展紧密相联。
比如，他们都善于利用网络。本届政府提出“互联网+”概念，而他们已经发现互联网+农业是一个正待开掘的金矿。
比如，他们融入乡村的过程，并不仅仅是为了启蒙，也不仅仅是为了致富。他们更愿意把先进的生活方式传递到乡村。食品安全的高危，让返乡者们进行农业生产或者农产品加工的方式产生了巨大的变革。
比如，他们更注重品牌的树立，无论是“国宴空心菜”、“丘处鸡”，还是“河顺”有机大米，他们明白一个品牌所产生的影响力。
完成这一转身的过程并不容易。在大城市生活久了，来到乡村，也许会发现有很多平时认为很容易、理所当然的事情，在乡村却是行不通的；也许你想象中的亲手摘下劳动果实后品尝到的收获的喜悦，其实包裹着难以下咽的委屈；也许你费尽心力为身边村民们所做的一切，都得不到他们的理解、信任与支持……
正因为在乡村里，还有那么多需要解决的难题与挑战，才需要更多的人带着知识、带着平台、带着资源，去做这件“留住乡愁，再造魅力新故乡”的事情。当颇有新闻理想的陈统奎犹豫着要不要返乡创业的时候，点灯文化协会（台湾纪录片工作者组织）理事长张光斗这样鼓励他：“做一件对的事情，只要你自己愿意站起来，凭自己的脚往前走，一定会感动别人，一定有人支持你把这件事做成。”
为了分析解读返乡青年的心路历程和返乡创业模式，2013年11月杨团所在的中国社科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北京农禾之家咨询服务中心，曾联合中国人民大学乡建中心等机构专门主办了一次“返乡青年汇北京站活动”。
在活动中，杨团表示，如今这个以知识青年和农民工为主的群体引领的返乡潮，是一场新的社会运动和创新过程。而这一返乡潮将在今后5至10年达到新高潮。
如今，谈及一年强于一年的返乡潮，杨团表示，年轻人返乡创业，在目前社会环境下，是需要做足功课的――考虑创业的条件、创业的目标，而她认为，这些都是需要培训的。“返乡创业如今看来，可有不同路径，有个人创业，有群组创业，还有加入一个组织。如果青年人返乡时，先加入一些农业公司，在那里，可以熟悉农村，熟悉如何供销，熟悉如何和农民打交道，有了这些经验，再自己出来做，就会好得多。”杨团觉得，对家乡早已生疏的青年人返乡创业时，如果本就对农业一窍不通，又缺乏社会经验，仅凭一时冲动，最容易出问题。
谈及这种潮流，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副教授何慧丽则表示，青年返乡，好比乌鸦反哺，羊羔跪乳，是符合大道的事情，是顺流、主流的某个阶段的现象，因为不这样就不能可持续生存。“如同树叶、树枝感恩于树干，树干再感恩树根，树根再感恩周围的土壤、水和生长环境，通过种种感恩形式的表达，方能形成一个生生不息的、多样性共存的整体性关系。”
何慧丽本人，也是返乡路上的践行者。叫卖“生态米”，销售“快乐猪”，从2003年挂职兰考副县长起，她鼓励农民组合作社，联系媒体、找公益机构给农产品找销路，如今兰考农合社已遍地开花，卸职的她又回到家乡灵宝罗家村，建了个弘农书院。“乡愁是种病，得治。”何慧丽说。
中央党校文史部副教授刘忱，在谈及如今的知识青年返乡时则表示，这是伴随着我国城镇化历史进程出现的，由城而乡，城乡一体，统筹发展、协调发展、共同发展，是一种历史趋势。依她个人判断，未来10年左右时间，将有越来越多知识青年走进乡村。其中，肯定有大批大学生、城市青年和在城市接受了高等教育的农村青年返回农村。他们将成为新农村建设的主力军。
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道路上，需要越来越多这样的年轻人，回到故乡再出发，和农民，和当地政府一起再造乡村社会，复兴乡村文化，保护乡村环境，发展乡村经济。
（《小康》记者鄂?[对此文亦有贡献）
链接：1000万人
2014年全国网络创业与就业总体规模接近1000万人。在上海，每100位青年人中有12个人正在创业；2013年，成功创业的近11000人中，四成是青年大学生。一年内，15家中国企业登陆纳斯达克和纽约证券交易所，10家都是互联网公司。
第四篇: 总结建党百年来积累的宝贵经验
近百年来甘肃地震情况纪实一、总体情况
我省位于青藏高原北部地震区，是我国地震活动比较活跃的地区之一，历史上曾发生过多次破坏性地震。省内有天水地震带、民勤地震带、河西走廊地震带、祁连山地震带等地震带。其中天水地震带，包括临夏、天水、甘南、武都等地，自1990年之前的约100年间，共记录到破坏性地震30余次，最大震级为7.5级；民勤地震带，东侧为贺兰山，西北侧为巴音乌拉山与雅布赖山，南侧为天景山等，本带强震活动自1952年起才有记载，截止到1990年，共记录到5级以上地震13次，其中最大的一次地震就是震惊世界的1920年海原大地震，震级为
8.5级；河西走廊地震带，祁连山地区活动性最强的一条地震带，包括整个河西走廊与祁连山北麓，地震活动强度大，频度高，1927年古浪8级大地震、1932年昌马7.6级大地震和1954年山丹7.25级大地震都属于这一地震带；祁连山地震带，包括祁连山山脉主体部分，1900年到1990年，共记录到5级以上地震25次，最大震级6.5级。
二、极强破坏性地震
1、1920年12月16日20时06分，在甘肃海原(北纬36.5°东经105.3°)发生了震惊世界的8.5级大地震，震中位于今宁夏回族自治区海原县的干盐池附近，破坏最严重地区烈度达12度。此次地震波及13个省区，面积达170万平方公里，甘肃58县都有强烈震动。据档案《甘肃静宁县大地震纪略》：“一九二0年冬十二月十六日，静宁县大地震二十分钟而止，又震动三十一次，山崩川裂，城垣尽圯，城开庐舍，倾塌殆尽”。这次地震给灾区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了极大的损失，据当时《陕甘地震记略》报道：“大震后灾区人民无衣、无食、无住。
流离惨状，目不忍睹，耳不忍闻。苦人多依火炕取暖，衣被素薄，一日失所，复值严寒大风，忍冻忍饥，瑟瑟露宿，匍匐扶伤，哭声遍野，不待饿殍，亦将僵毙。
牲畜死亡散失，狼狗亦群出吃人„„”。加之，当时政府没有及时采取有力救灾措施，致使灾情进一步加重。根据当时各县统计，在这次地震中共死亡23万余人。
2、1927年5月23日6时32分，在古浪(北纬37.6°，东经102.8°)发生8级大地震，估计烈度可达十一度。古浪县城城垣房屋，绝大部分已经倒塌，平地裂为深沟，出现一长近60里，深2丈，宽2丈的灰岩裂缝，县城周围50里内变为废墟，群众伤亡3800余人，压死牲畜2.856万头；武威死亡3.54万余人，伤4.3万余人，压死牲畜22万多头，倒塌房屋40万余间，名胜古迹多为毁坏；永昌、山丹、镇番(今民勤)、平番(今永登)、高台、酒泉、金塔、敦煌、兰州、临夏等地均有程度不同的生命财产损失，河西30余万灾民，无衣无食、流离失所。3、1932年12月25日10时04分，昌马(北纬39.7°，东经97.0°)发生
7.6级地震。遭受此次地震灾害的有玉门、金塔、酒泉、鼎新、临泽、高台、张掖、敦煌、安西9县及嘉峪关、肃南地区，各县均有房屋倒塌，人畜伤亡，并波及青海、新疆、内蒙古等省、区。据1933年5月30日《大公报》载陇西地震视查报告称：“陇西各县，年来屡次发生地震，受害甚巨„„安西除震塌已经不勘之旧房数十间，死牲口约数十外，人民无伤亡。玉门昌马区房屋完全被震倒，人民死四百余名，牲口约在五百以上，其余各县损失甚大„„”
4、1936年2月7日至8月1日，兰州、临洮、临夏、夏河、天水、和政、静宁、定西、平凉、西宁、康乐、礼县、成县等三、四十县连续发生地震，“轻者物摇人惊，民心恐惶，重者城壕、房屋、墙壁等多所倒塌，间有死伤。” 各县县城及乡村房屋多有倒塌，伤亡人畜，受灾严重。据相关各县县志记载：兰州(2月7日)下午3时30分突发生大地震，历时1分多钟，破旧房屋多有倒坍者；康乐地震山崖崩裂，倒瓦、土、草房共1135间，土窑14座，受灾371户，死男女11人，伤35人，牲畜死亡不计其数；和政2月7日地震，全境多数墙倒屋塌，压死人民甚众。仅南乡一小区，殆30人(一说死13人)；临洮四乡死人亦多；天水于8月1日下午一时半发生地震，据各区先后将损失情形造册呈报前来，计城乡压毙男女115人，受伤者31人，倒塌房屋4459间，压毙牲畜600有余„„5、1954年2月11日0时30分，在山丹县(北纬38°51′，东经101°22′)发生7.25级地震，震中烈度十度。此次地震倒塌房屋3804间，窑59孔，损坏房屋3473间，压死47人，伤332人，受灾约1500多户。
6、1990年lO月20日16时07分在天祝、景泰、古浪交界地区(北纬37°07′，东经103°37·5′)发生了一次6.2级地震。此次地震受灾最严重的地区是天祝县松山乡、古浪县新堡乡和景泰县寺滩乡。破坏区域面积为814平方公里，包括景泰、天祝、古浪、永登4个县的7个乡41个村。受灾户数6205户，人口30609人；死亡2人，伤27人；经济损失为10503.3万元。
7、2003年10月25日20时41分，在民乐、山丹间(北纬38.4°,东经101.2°)发生6.1级地震。甘州区、临泽县、高台县、肃南县部分民宅和畜禽圈棚遭到不同程度的毁坏。据初步统计(截止至此年11月3日)，地震共造成10人死亡，43人受伤；受灾村175个；受灾户46491户；倒塌房屋78700间；受损房屋45950间，还有34幢楼房不同程度受损；倒塌畜棚13289间；损坏桥梁47座；死伤牧畜63400头(只)，直接经济损失达到7.3亿元。
三、赈灾措施
(一)民国时期的救灾措施
民国初期，甘肃救灾工作由内务司、政务厅主管。1923年4月，成立甘肃省赈济会，1930年1月，改称甘肃省赈务委员会，由民办官督性质改为官办，兼理甘肃省丰黎社仓。民国期间，甘肃救灾赈济主要有勘报灾歉、蠲免赋税、临灾赈济，丰黎义(社)仓、以工代赈等方面。1、勘报灾歉
受灾地区由该县(市)赈务会派员履勘，县长亲自弄清灾情后整理上报；省府根据下面报来的灾情大小、危害程度，再派专员、灾区邻县县长协同灾县政府官员，并请民意机关代表、自治人员、地方公正绅士参与，联合实地复勘；于3日内写出灾歉报告，附受灾简图，提出救济措施，准备赈济，借贷粮、款、物数目等，得再次呈报省政府审议，才能放赈。譬如，馆藏甘肃省民政厅档案中，就有数量众多的民国档案，反映了地震发生后各县县长及乡绅呈报发生地震情形和灾民请求赈济的呈文。1932年昌马大地震后，省政府下发训令，“令酒泉、玉门、临泽、金塔、高台、安西、鼎新等县就地赈恤，再由民政厅派员详查救济”(见馆藏档案4-2-92卷)。
2、蠲免赋税
被灾地方经勘报后，按被灾分数应行减免土地赋税。规定：凡被灾七分以上者，全部蠲免；被灾五分以上不足七分者，蠲免十分之五；被灾三分以上未满五分者，不予蠲免。根据档案记载，1927年古浪大地震发生后，甘肃省政府下令“免甘肃通省钱、粮”。
3、临灾赈济
地震等灾情发生后，受灾地方，如有应该先行赈济者，省政府商得中央监放大员同意，按中央救灾规定拟订动用国库救灾款的散、放赈办法，中央未派监放大员者，由负责散、放赈的省赈务会分别造册，分别报告省民政、财政两厅，转呈省府查核同意，再由省府分别上报内政、财政两部及国府赈务会查核。同时，省垣兰州还采取官粮平粜、开办粥厂等赈济办法来救济因地震而聚集的难民、流民。
4、丰黎社仓
1926年，开始设立甘肃省丰黎社仓，制订《甘肃各县社仓章程》9条，规定社仓“专以救荒贷贫为宗旨”，不准借故挪用；仓储地点一般设于县城或主要乡、镇；由社会团体组成董事会自行管理和赈贷。省垣丰黎社仓董事会由水梓、杨思、王恒、裴建准、赵元桢、王遵宪、李龙儒、杨沛霖、邓琮、柯与参、郑元滋、马王介壁等12人组成；下设由王恒、杨沛霖任主管的办公室。丰黎社仓遇有特别灾情，施行无偿赈济。甘肃省历经的1927古浪、1932昌马、1936康乐天水等地大地震，震后受灾灾民都得到社仓不同程度的赈济，以至后来省丰黎社仓、各县丰黎分社仓、各处义仓的仓储粮已“赈贷殆尽，民无力偿还”。
另外，每次地震后，民国政府还采取以工代赈，疏通山塞河道；募捐物款，赶买耕牛，散放籽种；散发“乐天、士治、风瘟”三种药物到乡村实行施救。
(二)建国后党和政府的救灾方针和措施
l、方针
建国后，党和政府的救灾工作方针，随着不同时期社会情况的变化而不断发展完善。
1949年，陕甘宁边区政府领导陇东革命根据地救灾工作时，曾提出：“节约防灾，生产自救，群众互助，以工代赈”的方针，通过渡荒、以细粮换粗粮、互助救济等方法，度过了灾荒。
1951年，第一次全国民政会议提出“生产自救、节约渡荒、群众互助，并辅之以必要的救济”的救灾方针，甘肃省各级民政部门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积极开展生产自救和互助互济，提出大灾之后“决不能饿死一个人”、“生产与节约并重”等口号，很快扭转了历史上无法解决的灾荒。
1958年，内务部提出了“依靠群众，依靠集体，生产自救为主，辅之以国家必要的救济”方针。1973年，在周恩来总理的亲切关怀下，国务院派出工作组到甘肃调查人民生活生产情况，并调拨大批救灾款物，积极开展救灾救济工作，及时解决了灾民的生活生产困难。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救灾方针继续得到贯彻，救灾工作有了新的发展。
1983年，第八次全国民政会议提出“依靠群众、依靠集体、生产自救、互助互济、辅之以国家必要的救济和扶持”的救灾方针，甘肃各地在贯彻这一方针时，坚持生活救济与生产扶助相结合，在保证灾民生活前提下，把救灾工作重点放在发展生产、解决群众温饱上。
2、措施
(1)党政齐抓。建国以来，各级党政领导始终把救灾工作作为一项重要工作来抓，采取各种有效的方法和措施，扭转了以往遇灾无人管，大灾荒饿死人的历史，使灾荒面逐渐减少，灾荒程度逐渐减轻。
(2)生产自救。依靠群众生产自救是党和政府抓生产救灾的首要任务，也是灾民解决生活困难的根本途径。通过自力更生、群众互助、政府帮助，增强了防灾抗灾和生产自救的能力。
(3)国家救济。各级人民政府认真贯彻党在各个时期制定的救灾工作方针、对无自救能力的灾民，给予必要的救济和扶助，解决他们在吃饭、穿衣、住房和治病方面的困难。
(4)募捐援助。各级人民政府发扬“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中华民族优良传统，动员社会力量支援灾区人民。
第五篇: 总结建党百年来积累的宝贵经验
百年来人类飞行动力的发展
Heinkel He-178
若以确实的科学发展历史来算，世界上第一个飞行器出现在中国三国时期的「孔明灯」，就是我们现在节庆所使用的「天灯」。尽管如此，中国早期却从未衍生对于飞行科学的兴趣。
1783年法国的蒙哥尔飞兄弟利用热空气比冷空气轻的浮力效应原理，发明了可载人的热气球。一八五二年法国的奇法特制造了蒸汽飞船。
1903年12月17日，美国莱特（Wright）兄弟把自制的 12 匹马力（hp）水冷式四缸活塞式发动机安装在飞机上，成功地制造了历史上第一架动力飞行的飞机。
波音公司在一九三三年推出的 B-247 是民航史上开创新纪元的首架民航机，这型飞机拥有流线型金属机身和高马力引擎，它创新的优点甚多，是最快速的多引擎运输机，也是机身光洁、低风阻、合乎空气动力学原理的飞机。
第一架喷射飞机是德制的 He-178，发明人是德国的飞机设计师亨克尔（Ernst Heinkel）。
一九四七年十月十四日，航空科学便正式跨入了超音速时代，这时距离莱特兄弟驾驶飞机不过 44 年光景。一九九七年正好是超音速飞行 50 周年，美国邮局发行了纪念邮票及首日封，在邮票的图案中，飞机前端还画了一道弓形震波，以纪念这航空史上重要的里程碑。
世界第一枚火箭是以液氧和汽油为推进剂，一九二六年三月十六日在麻省奥邦城发射，美国物理学家高达德（Robert Goddard）成功地发射世界上第一枚液态燃料火箭。在麻省所发射的这枚火箭，爬升的高度为 12 公尺，在全程 2.5 秒的试飞中仅飞行了 55 公尺，这次的试飞被称为火箭研究上的「莱特经验」。如同莱特兄弟的飞行测试，这位出身麻省的古怪教授所做的火箭测试，当时并未受到重视。
1930年斯大林下令苏联科学家开始研究火箭，不久二次世界大战爆发，而世界第一个火箭中心开始在德国发展 V-2 火箭，V-2 的研发促成了美国太空总署的成立，到了一九五七年俄国「史拨尼克一号」升空，从此展开了太空「冷战」。
1981年4月12日，航天飞机「哥伦比亚号」（Columbia）点燃三具主发动机并发出隆隆巨响，数秒后，「哥伦比亚号」就在上千万人的注目之下缓缓升空。自此，第一艘载人飞行的航天飞机终于发射成功！ 距莱特兄弟在小鹰镇那历史性动力飞行的一刻，至今才短短一百年，飞机和航空器的飞行速度已从十五公里／小时提升至二万六千公里／小时，推力从九十磅至超过一百万磅，对全世界而言，飞机和航空器的发展可说是一日千里。
第六篇: 总结建党百年来积累的宝贵经验
精品文档百年来学习党史最全面的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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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绍】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20日上午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在全党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是党中央立足于党的百年历史新起点，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百年来世界前所未有的变化，动员全党全国人民满怀信心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大决策。以下是东兴资源网带给你的《建党百年学党史心得》品鉴。
[第一篇]学习一百年党史的经验
百年之旅波澜壮阔，百年初心长存。在党的成立一百周年的关键时期，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强调要开展党史学习教育，这对我们总结历史经验，认识历史规律，掌握历史主动权，继承红色基因，坚持正确方向，深入学习和理解新时期习近平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为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胜利而奋斗，这就表明了你作为新时代的共产党员，牢记自己的使命，不要忘记自己的首创精神的坚定决心。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阐述了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的重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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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刻阐述了党史学习教育的重点和工作要求，为做好党史学习教育指明了方向，提供了根本依据。作为一名党员，她应该认真回顾中国共产党百年斗争的壮丽史诗，用党的斗争历程激发战斗精神，用党的光荣传统坚定信念，用党的历史经验启迪智慧。作为负责理论宣传的领导干部，他在工作中加强了党史的学习和教育，把党史作为理论武装的重要组成部分，组织开展了“唱好共产党”的理论宣传活动，把历史、政策、讲故事结合起来。为加快晋南区绿色生态示范区和会展经济功能，在集中“补钙”和“加油”的基础上，
【第二条】百年来学习党史的经验
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是“十四五”计划的第一年，也是两个百年目标的历史交汇期。百年党史就像一条浩浩荡荡的长河，充满了岁月和数百场战役。值此之际，党中央决定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在动员大会上的讲话精神，是非常及时和必要的，这是一堂生动的党课，为每一个基层党组织和每一个共产党员指明了我们斗争的目标和方向。历史是前人留下的百科全书，对党史的学习教育，就是要坚定理想信念，牢记自己原有的使命，在学习、思考、实践中找到正确的立场、方向和方法。
伊稀路地区是红色革命的热点，是中国共产党在新城区战斗最早、最活跃的地方，发生了许多史诗般的故事，包括镇守长安的两只老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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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惨历史、震惊中外的Xi西安事变、秘密运输站八路军办事处、新城区第一党组织。继承红色基因，继承革命传统。值此建党100周年之际，我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全面探索和展示红色革命文化，创建17个红色文化地标，组织和弘扬红色文化
2月2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要求全党同志“学习党史，实现思想，办实事，开新局”。作为一名普通党员，要从党史中汲取精神和力量，在任何时候、任何岗位、任何情况下树立先锋模范带头作用，继续保持创业的势头。
通过学习党史史，让我们保持对人民的热情。党史是血浓于水的家族史。要把辖区内的群众、驻地单位、企业捧在心里，把他们当亲人，和他们交朋友。
通过学习党史史，让我们保持对工作的热情。党史是一部渐进而有力的斗争史。要对党的事业负责，要始终如一，持之以恒，努力做到不解决具体问题不罢休，群众不满意。
通过学习党的历史，让我们继续为党的事业而努力。党史是创造奇迹的光荣历史。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在贫穷面前白手起家；
从贫穷落后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这一切都源于全党“拧成一股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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