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近代早期博物学与科学革命的关系是近代早期博物学编史学必须处理的核心问题。20世纪中叶前后，很多传统科学史研究者并不倾向于强调近代早期博物学内部的断裂和革命，在这样的叙事中，近代早期博物学和科学革命的关系多是外在或无关的。福柯则率先主张近代早期博物学中存在一次与数理科学革命有内在关联的认识型转换。八十年代以来，英美科学史界不同程度地接受了福柯的看法，根据不同的主题对近代早期博物学内部的变革进行了分析，同时也研究了博物学和数理科学在近代早期科学文化上的统一性。关键词博物学近代早期科学革命编史学
一引言
近代早期科学在科学史研究中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这主要是因为，以物理科学为核心的科学革命即发生在这一时段。可以说，近代早期科学史的最经典叙事，完全是以科学革命为轴心的。科学史家对于科学革命的编史已经极其细致，对数理科学传统的研究在范围上已近乎完备——这样的情况给博物学史的研究提出了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那就是：近代早期博物学和科学革命以及数理科学处于一种怎样的关系之中？
这个问题至少可以拆分成两个方面来看待。首先，博物学是否是一种和数理科学完全不同的知识形态？从而，近代早期博物学的发展是同数理科学构成对立的两翼，还是共享了共同的基础、预设乃至方法？其次，在科学革命的过程中，博物学是否经历了如数理科学一样的巨大变革？换言之，古代的博物学研究同近代的博物学是构成了连续的线索，还是经历了范式上的断裂与革命？
这两个子问题深刻地关涉到对博物学进行编史的具体工作。如果认为博物学代表了和数理科学截然对立的一种自然知识，那么，近代早期的博物学便是一种在科学革命的浪潮中坚守某种前现代知识传统的认知方式。反之，如果我们认为，博物学在很大程度上从属于数理科学，那么，对近代早期博物学史的研究便依赖于科学革命的叙事。在第二个子问题上，如果我们认为西方的博物学是一条连续的传统，那么从西方古代的亚里士多德主义到19世纪的浪漫主义博物学家从事的便是本质上相同的工作。而如果我们认为博物学在科学革命的进程中存在物理科学那样的断裂，那么，近代早期博物学史的任务就是描述、分析和论证这种范式转换的存在。
本文将以上述问题为核心线索，综述西方科学史界对于近代早期博物学和科学革命关系的处理。西方科学史家对于近代早期博物学有汗牛充栋的研究，“博物学与科学革命”这条线索自然并不能巨细靡遗地串连起其中每一个主题上的研究工作，然而，每一位近代早期博物学史研究者必定需要回答上述的问题。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可以在相当程度上覆盖最主要的几种研究态度，从而帮助我们揭示和比较几种主要编史学思路的差异及成果。
二20世纪中叶以前对于近代早期博物学史的研究
早期的科学史家对近代早期博物学的研究并不是十分充分的。一方面，相关的研究所覆盖的范围极其有限，另一方面，科学史家对科学革命时期的博物学史也缺少编史学上的反思。一些关注博物学的科学史家会得出这样的意见：
在大多数科学革命的叙述中，博物学仅仅占据了微弱的一隅。人们不能说它完全被忽视，因为典型的通论里常常会辟出一章谈奥托·布伦费尔斯0tto Brunfels）、列昂纳德·福赫斯（Leonhard Fuchs）的新本草志和康拉德·格斯纳（Conard Gesner）的动物学百科全书。皮埃尔·贝隆（Pierre Belon）论鸟类的著作和纪尧姆·龙德莱（Guillaume Rondelet）对鱼类的研究通常也会讨论一下，并且还总是印上贝隆将鸡骨和人骨对比的木刻画。但是，接着1560年至1660年这一时期要么是被忽视，要么就被轻视。有时，会潦草地注意一下安德雷亚·切萨尔皮诺（Andrea Cesalpino）和他分类的尝试；偶尔也会向乌利塞·阿尔德罗万迪（Ulisse Aldrovandi）颔首一下；可能也会把一些新世界的自然志挑选出来做点评论。但在最好的情况下，这些处理都还很浮皮潦草，许多影响巨大的人物如约纳斯·约恩斯顿（Joannes Jonston）根本不被提及。这样的叙述给人留下这样的印象：在1530年和1560年的数十年间，博物学有过一段短暂的黄金时期，接着就衰落了，在其后一个世纪几乎没有改变。其隐含意思，是说博物学在我们称为科学革命的集体性发展中没有起到任何塑造性（formative）作用。
这种状况的原因是复杂的。实际上，科学史家们并非仅仅关注数理科学传统，也不是没有科学史家注意到博物学这一领域。在科学史这门学科建立之初，近代早期博物学就曾有过一席之地。但是，传统的科学史家对于博物学本性的判断，妨碍了对近代早期博物学进行深入地研究，造成了上述评论中的状况。
科学史学科的缔造者萨顿（George Sarton）便是一种典型。萨顿虽然没有将计划中的《科学史导论》（Introduction to the History of Science）写到文艺复兴时期及之后，但是他在题为《文艺复兴时期对古代和中世纪科学的评鉴（1450-1600）》（The Appreciation of Ancient and Medieval Science during the Renaissance[1450-1600]）的讲演录中，以颇大的篇幅处理了文艺复兴时代的博物学。萨顿在其中所涉及的主要是文艺复兴时期出版的博物学书籍的书目版本，间有一些博物学家的小传，对文艺复兴博物学的基本特点也有一些简略的提炼。这里需要注意的是，萨顿虽然常常以仅仅收集纯粹史料和史实的实证主义史学家的面貌出现，但是萨顿进行编史工作并非完全没有自己的态度，他同林恩·桑代克（LynnThondike）同道，意图颠覆布克哈特（Jacob Burckhardt）认为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促进了对自然的研究的流行观点，萨顿的基本立场是人文主义同近代自然科学处于对立的关系，或者至少无关。萨顿认为科学曾两次被引入西方文化，第一次是十二世纪从阿拉伯文翻译数学和科学文本，第二次是十七世纪的科学革命，但两次引入中，只有第二次的成果被巩固保留下来，第一次引入则被人文主义所打断，人文主义使学者们将注意力从事实转向形式，从经验研究转向崇拜古代权威[2]。至于博物学内部，“科学家们仍然被繁重但常常与科学毫不相干的知识压倒”（[3]，页285），从而又被束缚进古代文本中。因此，近代早期博物学——特别是文艺复兴时代的博物学——代表了和近代科学相反的一种潮流，是科学革命中的一种阻碍和反动。对近代科学的研究自然不应包括近代早期特别是文艺复兴时期的博物学。